有一个地方叫董志塬

十一月八日因公走在董志塬上，忽然意识到，周朝先祖自公刘开始曾在该处生存数代之久，直至周文王祖父古公亶父率族人在当时强盛的游牧民族的侵扰下迁徙到歧山立国，很快成为商朝的一大强国，只三代人的时间便灭商建立周朝。说明周族人已经在董志塬上练就强盛的农耕文明，农垦技术水平已经相当高超，达到能够大规模开发河川地区的程度。其农耕文化水平应远高于农牧兼行的商族，故能灭商建周。周族人据传始自尧舜时期主管农业的后稷，迁至董志塬（古称彭原）后的第一代君主公刘及中兴之主，仍重视农业。稷自幼喜艺五谷，至古公亶父则开始建城廓立国。

在原始农业初期，工具仅石器、木棒而已。尽管在夏朝时，我中华先民就已经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但终青铜器一代，我国青铜主要用于礼器，后期至商时方大规模用于武器，但用于农业者仍较罕见。亦即先周时期农业生产仍以石器、木器、骨器、蚌器为主，或许兼有少量青铜器。以如此简陋的工具以及低下的农耕技术，难以大规模开发河网平川之地为农田。因为，一则河网平川地势低下，土质黏重，不利于石器耕作。二则其地林木繁茂，以石器斩伐粗大林木不易，而火烧亦难奏效，且地势低湿，林木滋生迅速，农田的维护不易。三则，河网丛林导致交通不便，难以有效联系各适宜居住地的人群，使得社会人群比较分散，不利于农耕技术的交流与传播。四则丛林密则野兽多，使得生存技术低下的人们要花费更大精力以自卫，闲暇时间少，生存成本大，不利于技术的迅速提高。五则农地低湿，易遭受涝灾。我国属秋雨型气候，往往大雨成灾，如果没有良好的排水条件，几乎每年都会受涝，从而导致产量极不稳定。所以在农耕技术低下时期，河川地带的生存成本高，开发难度大，人口规模难以有效增长，故其技术水平提高较慢。周先民在彭原则无此限制，与当时农耕技术低下相适应的生存开发成本较低，人口规模较大，因而农耕技术提升迅速，将农耕文明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灭商建周后，随其封建制度而将这一高级的农耕文明传向中华大地。

董志塬适于农耕文明原始阶段发展的有利条件。

其一，其地土壤为风积黄土，土质疏松，蓄水力强，易于耕作，尤以石器农具为利。据推测，原始农业初期，以木棒于地面扎洞播种，此外再无其他措施。该塬上不仅土质疏松，利于木棒戳洞播种，而且易旱，又会使先民发展出中耕保墒措施，继而发展为耕作保墒技术。这是我国独具特色的精耕细作农业的发端。中耕先是除草以确保作物生长，后发展到兼具保墒作用。中耕地表板结的土壤，即破坏了地表土壤的毛细管网，从而阻止深层土壤的水分沿毛细管网升至地面蒸发。这就是农谚所说的“锄头底下三寸雨”的道理。播种前翻耕细耙，除杀灭杂草的作用外，还具有提高地温的作用，另一大作用乃是利用疏松而缺少毛细管网的耕作土层保墒，即保持土壤水分。因黄土的疏松易耕而利于周族先民探索提高耕作技术。

其二，塬面上比较干旱，开发初期树木相对稀疏，伐除或火烧后，树木不易再滋生，因而农田的维护成本较低。大面积丛林被伐除后，其中的野兽随之减少，猛兽伤人、野生猪羊鹿之类危害农田现象随之减轻，人们用于与野兽斗争的精力亦减少，人们因而不用花费太大精力驱逐这些野兽，生活因而清闲一些。生产效率亦因而提高。例如在大地湾遗址，人们为防野兽要用壕沟保卫居住区，这自然要花费很大精力。

其三，塬面地形略有起伏，有利于因地制宜地开挖蓄水坑，以解决生活用水。塬上地下水位深，难以挖井，而可以用蓄水坑解决生活用水。

其四，塬面有浸蚀沟深入，因而有利于农业排水。积水农田只需开挖数十米至数百米排水沟即可将水排入浸蚀沟中，从而有效解决了排涝问题。该处年降水量约五百毫米，基本可保证旱作农业用水，但经常有较大降水导致涝灾。所以对于五百毫米以上降雨地区，早期农业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干旱，而是涝灾。排涝是保证农田产量稳定的重要措施，也只有在排涝实践中锻炼出灌溉技术，这是中国旱作农业的特点之一。

其五，塬边浸蚀沟两侧坡面利于林木生长，而不利于技术低下时的开垦，但这些林木可以有效保证燃料供给，以利于烧制陶器，这是一种需要大量烧材的手工业。因而是当时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陶器生产的有效保证。

其六，部分浸蚀沟深至下伏石质地层，可有效提供石器原料。

其七，塬面丛林伐除垦为农田后，无水网丛林阻隔，各居住地之间交通方便，利于社会的技术交流，促进技术的发展。

其八，因生存成本较低，利于人口增长，而形成较大规模人口的社会组织，先民们可在大型公共设施的修建中提高社会的组织水平，形成有良好结构的社会，而有利于文明的提高。

其九，浸蚀沟中林木茂盛，但相对成带状，不利于野兽生栖繁衍，故而野兽对周族先民的危害较轻。

总之，所有上述有利条件使得周族先民在董志塬上将农耕技术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从而有能力开发河川地带，为中华农耕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一个阶段。董志塬应该被我们记在心中。

2007年11月18日